父亲曾匡南，生于1919年，毕业于广东省文理教育学院（现华南师范大学）。1948年2月，经吴川县县长欧钟岳极力推荐下，28岁的父亲成为吴川中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校长。1949年，父亲应邀到香港办学，因向往“新中国”，更加上广州女子师范学院向他招手，遂从香港回广州，从此开始长达40年的苦难人生。
二叔曾嘉南读中学时，班主任叫全班学生一起填表加入三青团，后来中共指三青团是国民党反共的工具。肃反运动时期，有人劝嘉南叔外出避风头，但他自恃没有任何反共行为，最后突然在他任教的学校被抓走。我的奶奶托人求情，对方回说他没事，过两天便会放人回家。那天，我爷爷正在自家诊所给人看病，突然门外马路上有人挣扎突围而出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爷爷定睛一看，心胆俱裂，原来是他最心爱的儿子被人五花大绑即将押赴刑场，奶奶当场昏死过去。念高中的小姑姑正在学校上课，有同学告知看见她的二哥被处决，她情不自禁流下眼泪，后来竟因此被批“立场不稳”。
嘉南叔惨死七年后，我才出世。从小我就纳闷，为何我家的日历总是少一页？到了那一天，爷爷就禁食，粒米不进，独自垂泪。我曾好奇地询问，被奶奶阻止，警告小孩子不要多言，否则大人将大祸临头。这个谜团，直到文革结束，四人帮倒台，我才从小姑姑口中得知真相，原来那天是嘉南叔的忌日。在那个黑暗年代，悼念“反革命”即是“阶级立场有问题”，“阴谋阶级报复”，只能偷偷纪念。嘉南叔临刑前在家门前向爷爷下跪，文革期间成了爷爷被批斗的一条罪状，“反革命孝子贤孙，死到临头还要下跪，可见你们都是一丘之貉”。
因嘉南叔是被枪决的“反革命”，家人不敢保留他的照片，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唯一遗物，是一幅用毛笔隶书抄录的岳飞《满江红》词句“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”，落款是“弟嘉南乱涂于民国卅五年六月”。文革红卫兵抄家前夕，我在一本线装书中无意间翻看到这一幅字，好奇地问奶奶嘉南是谁？奶奶大惊失色，叫我以后千万不要提这个名字。我实在太喜欢这幅书法了，偷偷珍藏起来，使之得以逃过红卫兵抄家之厄，留存于世，后被我带到香港，再带到美国珍藏至今。父亲不止一次自责，假如当时他留在香港办学，嘉南叔一定前往香港投靠，就不至于被当成反革命遭枪决。
父亲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期间，本来已与一李姓女同学订婚，并准备在1952年底举行婚礼。谁知祸从天降，曾与父亲共事过的一名英语教师，在肃反运动中被湛江市公安局拘留审查，要他检举揭发别人。英语教师为了“立功赎罪”，胡乱招供。他以为父亲去了香港，不会再回“新中国”，故把父亲扯出来“交差”。湛江公安局立即传讯审查我父亲。父亲的未婚妻当时已有身孕，父亲成了“特嫌”，她以为父亲性命不保，绝望之余，做了人工流产，随后投向另一位追求者。八个月后，父亲的冤案证实子虚乌有，但未婚妻已琵琶别抱。
父亲获释后，到广东台山县斗山任远中学任教。周末假日，经常到广州图书馆翻查资料，邂逅当时就读华侨补习学校的母亲。她是澳洲华侨，在1954年的回归热潮中返国，与父亲一见钟情，不顾家人反对嫁给父亲，婚后一年生下我。不久，父亲被打成右派，送往人迹罕至的青海柴达木盆地劳动教养。他所在学校共去了三名教师右派，另两人都未能活着回来。母亲因受不了周围的社会舆论压力，感到在人群中抬不起头，决定离开伤心地，遂要求离婚。由于当初父母家人坚决反对这门亲事，此时她感到“无颜见江东父老”，便不再回澳洲，而在香港居住下来。
我出生一个多月，就被送回老家跟随爷爷奶奶生活，奶奶常戏称我是吃百家奶长大的。文革爆发，我家落入苦难深渊。历次政治运动，爷爷、父亲都是“运动员”，抄家、批斗、游街示众、关押……无日无之，真的生不如死。父亲曾先后自杀两次，一次试图在江水中溺毙自己，但由于他是游泳健将，虽然强迫自己喝了一肚子的水，仍淹不死；另一次是试图用吃饭的瓦缸敲碎自己的脑袋，尽管头破血流，最终及时获救。那时我们经常要填写履历表，每次填到“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人被杀、被关、被管制”等，我就神经紧张，害怕得不得了。
晚年的父亲，先是创办明德书屋，后又兴办梅山中学。父亲在历次政治浩劫中都大难不死，没想到1996年却死于医疗事故。我尽其所能，在父亲生前奉献的梅山中学，捐款成立曾匡南奖教、奖学金和匡南图书馆，希望借此告慰父亲在天之灵。
（选自《黑五类忆旧》第十一期，2011-03-01）
